事实上，虽然“限塑令”实行不力，但公众心理对其并不违背杯葛。人们只是贪恋塑料袋带给的便捷，对它并没依赖感，其功能可以用纸袋、布袋替换，花上几毛钱出售可降解塑料袋也可以拒绝接受。

因此，“限塑令”尽管无法约束广大消费者，但广大消费者却并非政策实行的障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印度禁塑寻找了一个准确的方向——容许用于的同时，将重点放到塑料袋的生产、获取环节，从源头上未尽。现在，南京新规中明确提出的禁令生产、销售，农贸市场定点仅供等措施，与印度的“生产者责任制度”异曲同工，卡住不合格塑料袋流向市场的渠道，消费者大自然就不会自由选择更加环保的替代产品。

印度的贤政模式在我国也有先例。2015年元旦，吉林月实行“禁塑令”，违者将判处1000元到3万元平均的罚款，沦为全国首个全面禁塑的省份。一年后，新华社调查找到，该政策不仅在引领百姓心态用于环保购物袋、竖立绿色生活方式方面产生了较好效果，还在遏止白色污染蔓延到势头、培育新型材料产业方面充分发挥了大力起到。

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限塑多年效益不贞，根子在于缺少强有力的继续执行方案，而不切实际的路径就是助长生产源头和流通环节，严厉查处违规获取塑料袋的市场经营者。

吉林“禁塑令”实行之初，也有各种忧虑批评的声音，如今随身携带环保购物袋已是许多市民外出的习惯。为了让政策落地生根，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要主动作为、持续发力，不妨将涉及内容列为绩效考核体系，以制度刚性来督导政府部门贯彻履行职责。

开朗的“限塑令”喊出了8年，也该到一动真为碰硬的时候了。

本文来源：AOA官方入口-www.asiaart-design.com